帆楼周围是衡山路、永嘉路、高安路，再走远几步的康平路，有我们一起读过书的小学和中学 | 郑宪

帆楼是我为它取的名。

帆楼的外观是米黄色的墙，延伸约百米，东端身形扩展，西端慢慢变窄变扁，法式与西班牙式建筑风格的混搭，活泼，热烈，精致。整幢错落感的楼，参差高低，还有透气的两根一高一矮的烟囱。整栋小楼矗在同向的衡山路及永嘉路间，由东向西，上下三层，形如一叶黄色的船帆，破浪而行。

之前我曾担心，这帆楼该只在记忆里了，城市建设与更新的洪流，应已将其淹没，徒留一番失去的悼念。但走到跟前，竟还见它亭亭玉立。只是整个建筑身形似小了。像个人，历经岁月，步入晚境，会缩身，变矮，甚至，有点暗旧。

这是玄霄过去的家，小时候，我曾仰视它，觉得高大，在楼下，抬头看他家三楼向街打开的百叶窗和褐色屋檐。然后，伸手摁门铃——是个塑料红点的电子门铃，然后大门的锁会啪嗒打开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这算非常奢豪的装置。我旋开绛紫色厚重的大门，步上一格格黑褐色的实木楼梯台阶，脚下响起充满年代感的咚咚闷响。至三楼，他家在楼梯转角后面一家。人一踏上三楼，他家的门已打开，玄霄或他母亲，站立门口，迎客到来。

八十年代初，玄霄离开上海。但我们有联系。几年前，我去美国，到北加州，他在内华达，和我电话聊：你来不来我这里？我问：你来加州不方便？他住的地方，深山密林间，景色优美，森林覆盖率高，人在天然氧吧里。他的居家面积大，有花园和迷宫似的屋，但房价比加州低廉许多。在美国的朋友说，他现在躲进深山成一统，遁世了，和他的淡泊性情适配。他有家事，无法来加州，我在美旅行时间紧凑，顾往他地盘，加州一圈朋友安排的活动都要歇菜。只能错过。彼此在电话里倾诉：遗憾了啊，遗憾。

然后，便说起他在上海住过的帆楼。他在电话里轻语，“是你起的名？噢，蛮贴切。”接下去，是长久静默。

和他初识，在一个小学一个班，他当过少先队中队学习委员。我们共同爱好乒乓球，隔网打过好多次，他对输赢很淡。接着，是动荡年代。小学毕业的一个日子，我们在学校外的高安路，阳光斑驳的梧桐树影下，挥手相别。从小他的天庭就光亮饱满，大脸盘红红，很福相憨厚。后来，我走进康平路上的中学校门。新生有11个班，在人流拥挤的教室走廊和他不期而遇，彼此喜悦而矜持：原来又在一所中学，尽管不同班。一天，在大操场，他出现在我身后，拍一下我的肩，发出第一次邀请：“来我家吗？”

中学毕业是七十年代初，我们又被分配在同一工厂，同一间宿舍。他分在金工车间，我分在高温的锻工车间。工种分配毕，一厂领导叫我到一边，说：有人要和你换工种，说他身体条件比你好，更适合重体力活。是玄霄。我感动。人生第一次被不是亲人的外人异常关心。我拒绝了，但感激他，要报答：请他到我们车间小澡堂洗澡——我的车间虽然脏、热、累，却有个独立锅炉，一个干净澡堂，池水常清绿，只对本车间人开放。他洗完澡，原本红红的脸更红润，一副心满意足，“享受啊。”说话时，他人站在滴水的湿凳上，一件件套上衣裤。

然后是他报答我：凌晨5点多，我们起床上早班。洗漱毕下楼。出门对面是老正兴饭店。他大步踏入，抢付我的餐费：一碗干挑阳春面，有葱花有油酱，喷香爽滑，一碗甜豆浆或咸豆浆，一根油条，一只菜包子或肉包子。一共两角左右。

学徒两年满师时，他独自闯荡了当年还很荒蛮的黄山，回来对我说：“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。”恢复高考，在别人还懵懂时，他的录取通知已先抵达。他儒雅宽厚的外形蒙蔽了许多人——天生，就是个不甘于现状的开路者？

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夜晚，我们几个好友，一起往他住的帆楼。那天的心情都复杂。是一次特殊送别。他大学刚毕业，留校未及半年，便辞职出国，不日后成行。那时越洋万里迈出国门的事例极少，觉得难以想象。而安排他出国的，是他不久前病逝的父亲。

玄霄的父亲为上代知识分子，早年出国，船舶教授。再具体的身份背景，雾一样模糊。当年我们同学间，互不打听父母辈的如烟故往。因不少人的上一辈，说出来，会触礁到难以启齿的“历史问题”。他父亲去世前两年，一直躺在朝南的大屋内。阔高的屋内有张宽大的床，阳光时有射入，五斗橱上有龙飞凤舞状的玻璃镜。大床上的父亲，有时静睡，有时斜靠床头，满头华发，瘦削的脸，让一副架在鼻梁上的玳瑁眼镜显得过大，还伴阵阵咳嗽。知道他父亲有重疴。所以当年一次次上门，心有不安。

行前的话语显得凌乱，他刚坐下和我们说几句，就被人呼出，脚无法着地。我见他脸上有努力释放的尬笑。有那么几分钟，我与他母亲独处。她当年是数学老师，慈和温善、姿态优雅的知识女性，话语轻慢，思路清晰：“玄霄不愿去呢，但父命如天。国外有他爸爸的一个老同学在等。”

当年，我们还面临一项托付：有空来看他母亲。他只有一个哥哥，比他矮小，印象中是个巧舌不实际的人，和他的沉稳慧智不同类。他离开时，最痛楚牵挂的就是孤孀的母亲。

故年复一年，我时常去帆楼，看望他母亲。但去看的时间间隔越拉越长。城市在翻新，帆楼在陈旧。步上木楼梯的咚咚声，像在听历史回响。先是见到帆楼对面，建起一幢崭新现代的新闻大楼。再后来，看到帆楼下的附近，建起漂亮雅致的地铁站。道路也在齐整拓宽，周围不断矗立一栋栋新楼。但体现老上海遗存的旧房子，也在新建筑间穿插呼吸，比如这帆楼，便顽强表达着过往的见证，虽然内里在隐隐溃散，像他的母亲，越来越衰弱。路边粗茁的梧桐树，树叶年年发，年年随风飘落。新与旧，在此互见。

他已无法回转。在异国，他先放弃了当科学家的憧憬，之后转行成华尔街一高级白领，投资经理人，意气风发地在纽约、在高档写字楼间穿梭。所有关于他的讯息正面而令人惊叹。但他的母亲依旧在帆楼，如一枚长长的铁钉，深深锤入老建筑坚硬的内核。他对我说，多少年了，始终无法说服母亲前往他在国外斑斓的世界。帆楼是她的根。“母亲不愿在外漂浮。”

千禧年到了，又一段长长的日子后，我再去帆楼，见他那一个人住的母亲。所有的门窗坚闭，一个憔悴的老者，一头雪白，额脸上深犁泥土似的皱纹沟壑，行路颤颤巍巍。再是语言的缓滞，思路的混沌，答非所问的经常。岁月的残酷伤害，到人的晚境，会加倍数扑来，而在他母亲身上，似尤重。更可怕的是，说起她曾经为之骄傲的儿子，时不时，一脸的不识与茫然。

我在越洋电话里呼唤：“你要快回来。”他说：“如果妈妈一定不过来，我回上海了！”

悲剧有时是注定的，但未料想会如此惊心。他越洋回家，万里飞行，在春节兴致勃然归帆楼。清晨的阳光很好，稍带寒意。而迎接他的，是前一夜，母亲在帆楼的家中，生命蓦然止息。

所有他给母亲寄来的钱，她分文未用，妥妥地安放好——她头脑清晰时写下了遗书，说明它们的存放处。之后，那两间宽大、高阔、有历史韵味的老屋，终是换了陌生主人。

那日，烂漫斜射的夕阳下，想拍几张帆楼的照片给玄霄，想拍帆楼周围的衡山路，永嘉路，高安路，再走远几步的康平路，我们一起读过书的小学和中学。通过网络和微信寄往，存念。再一想，罢了——这帆楼，这帆楼周围的景物，于他心里，一定刻骨地在，即便他住到了那么远那么远的深山密林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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